重庆的千人千面千诗******
访谈嘉宾：王山。作家、诗人、编辑家。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正高二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主编。
采访者：《重庆旅游》杂志 江月寒
江月寒：
您生于北京，长于新疆，如今回顾过往，这两个地方给您的诗歌创作之路带来了何种影响？
王山：
我约莫是五岁左右便离开北京，前往新疆生活、学习了。自第一次踏上新疆伊犁的土地，到现在竟然也有五十余年，想来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些年去一趟新疆可不像如今这么简单。由于没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我得先去陕西西安转车，到了新疆后再换长途汽车，最终至少要耗费七天，才能抵达伊犁。不过，兴许也正是因为那会儿的车马慢，日头长，北京和新疆这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才足以在我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印象中，北京的冬日虽然寒冷，但远不及新疆。还记得那段在新疆读书的日子，冬季总是格外漫长，零下10、20摄氏度的天气似乎占据了大多数时间。每每走在路上，我都觉得眼前是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就这么朝我涌过来。自然，广博的天地给我的写作观、人生观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视角。祖国疆土辽阔，各方无论是自然气候、地理环境，还是风土人情皆差异巨大。面对万事万物，勿轻易衡量评判或随意下定义便是我始终坚持的理念。与此同时，还应怀揣着细心且开放的态度。正因如此，当我后来回到北京参与文学工作时，就不时会对一些“命题作文”感到无力。相比起“交作业”式的创作，我更钟情于能真正触动到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
江月寒：
能否分享一下您印象深刻的诗歌创作经历？
王山：
那我谈谈《分界洲》与《空镜头》这两首诗。
《分界洲》
分界洲岛 其实
随波漂浮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很大
也很小
不愿意看见
有时也很期待
碧空如洗
海
格外淡定平静
与无边的蔚蓝
近在咫尺
依然焦渴
天上星星一颗颗亮
半梦半醒半纯洁
海南陵水分界洲岛是气候的分界，也是海南人文，行政，地理的分界。
听说过分界洲岛的人不算多，它是一个位于海南陵水县的小岛，岛屿对面名为牛岭，被认为是海南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即使“牛头”与“牛尾”只有大约几百米的间隔，也常常会出现“牛头下雨，牛尾晴”的自然现象。彼时，我站在海边，那无边的蔚蓝近在咫尺，却始终望不到头，竟莫名觉得有些焦渴。而后，联想到那座小岛独特的地理环境，更是触景生情。自然在冥冥之中创造了差异，或许，人们也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做出了选择，获得了不同。例如，一次志愿的填报、一份工作的签订、一幢房屋的买卖……细细想来，这就是人生的状态之一——含糊不清，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另外一首诗《空镜头》，则是我去年应友人之邀前往北京天坛赏雪景时的创作。
《空镜头》
落雪时分
灵魂格外平静
纷纷扬扬
覆盖了隐秘的心事
雪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音
突显万物的寂静
当然也寂寞 洁白
放眼望去
满目的空镜头
我看不到人迹
只找到了
620年前明代侧柏的感觉
一切终将老去
落雪亦如流水
当我突然想起
一位已再也见不到的友人
还有第二位
第三位
雪
依然在缤纷落下
如花瓣之雨
记得那天，我至天坛赏雪景并拍了一些照片，遇上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瞧着雪花降落，本就有些伤感，随后竟还收到了一知心好友早已去世几月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再看那眼前游人如织的风光，竟一丝热闹都无法体味。后来，我将这首诗发至另一作家好友阅读，她竟说读得动情，想起了去世的老伴。我想，这便是诗歌给人的深层次触动吧。
江月寒：
的确，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其背后深刻的思想力度。据了解，您如今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之职，请问您目前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王山：
早些时候，中国作家协会任命我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同时主持参与了换届相关工作。换届后，第四届理事会选举我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目前，我在主持中国诗歌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学会的工作宗旨是服务大局，服务基层。
在我看来，诗歌不能躲在象牙塔，不能沉迷于小圈子的热闹，不能孤芳自赏产生没必要的隔阂。“破圈”，就是学会组织相关活动时一直坚持的原则。因此，前不久我们便以县级为单位，在当地组织诗人、诗评家进行诗歌诵读活动。诵读和朗诵完全不一样，诵读表演性较弱，入门门槛也相对低一些。相比于小说，诗歌的创作更少受到年龄、职业等等因素的束缚，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全社会的接纳。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传承的现象，学生、农民、工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品读优秀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最终在潜移默化中为诗歌事业呈现出别样的风格以及更丰富的样貌。同时，学会也联合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等单位，启动“新时代大学生诗歌行动五年计划”，并与快递物流行业进行诗歌宣传联动，在快递盒上印上诗歌。诸如此类的活动，都是为了让诗歌发展取得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共鸣与共识。
江月寒：
在您看来，地处西部的重庆相比起国内其他地区，在诗歌文化发展方面有怎样的特色？
王山：
早年在《文艺报》工作时，我时常在全国各地跑，那会一周就要来一次重庆。我非常喜爱重庆，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城风光，还因为重庆人。同重庆的女士一起吃饭时，特别能够体会到何为“风风火火”：我只能喝喝啤酒，她们却大多能喝白酒。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许是重庆诗人的一种普遍性格——耿直、敢爱敢恨。不过，我向来对贸然的地域性定义有所保留，毕竟文学创作讲究的就是千人千面，个体的创造性往往是大于共性的。每位诗人、作家都各有特色，从而造就了百花齐放的理想世界，也才有了我们这些幸福的读者。
以我个人为例，我挺喜欢华万里、梁平、李海洲、李元胜、王顺彬、蔡书清和金铃子这几位川渝诗人的作品。他们的创作风格不一，但我就是喜欢。我喜欢他们的祖辈，喜欢他们的为人；喜欢他们的长相和声音，喜欢他们的机智与幽默，喜欢他们的诚恳与狡黠，喜欢他们的视角和表达；喜欢他们既君子又“流氓”的做派，喜欢他们的勇气和骨气，喜欢他们和我一样或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就是真的喜欢。欣赏诗歌，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化”。
江月寒：
您提到喝酒，世间似乎也少有不爱酒的诗人。您此次受邀参与“2023梅见诗歌之夜”，能否请您谈谈对于诗与酒的理解？
王山：
诗与酒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趣的是，它们都不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但却是灵魂与内心的最佳补给。“2023梅见诗歌之夜”能够将这二者相结合，其中展现的文化情怀实属珍贵。诗歌创作中的思考、情感、形象是可以交融的，一个企业的商品或者说经济、社会价值，自然也可以和文学相通。因此，虽然我并非嗜酒之人，但对于江小白及梅见青梅酒这个品牌，包括由梅见支持拍摄的“重庆派诗人团”百部短视频，我都抱着极其敬佩、欣赏的态度。
江月寒：
您认为“重庆派诗人团”的拍摄，对于重庆的诗歌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王山：
据我了解，“重庆派诗人团”的拍摄正如中国诗歌学会与各单位联合开展的诗歌活动一般，联合了多方力量，最终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场历时四个月的盛会，宛如一卷精彩纷呈的“重庆诗人群英谱”，引起了诗歌界的强烈反响，获得了广泛传播。重庆诗人们全面且真实的影像，通过重庆好故事影业有限公司的精彩拍摄得以留存，颇具文献价值。
在观赏这些视频的过程中，我还留意到其中有部分诗人选择了用方言进行诵读。我十分赞同这种多元的诗歌表现形式。普通话当然是一个交流的好工具，但从文学角度来说，方言更有利于诗歌的多元发展。视频里，诗人们的读音、用词、状态各有不同，整个画面及氛围均被营造得生动有趣，展露出了山城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及重庆诗人的创作热情，意义非凡。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时代，还有这样一群忠于文学，热爱文学之人，实属难得。我认为，文学可以服务于大众，但不能投降于乌合之众。文学界、诗歌界需要拥有如此深度及广度的创作者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水平方能得到持续提高。
江月寒：
在此预祝您此次的重庆之行愉快圆满。采访最后，能否请您分享一首您创作的与重庆有关的诗歌？
王山：
谢谢！遗憾的是，近来我并没有以重庆为主题的创作。不过，我在此向读者们保证，此次前往重庆，我一定会“交出作业”，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是一个容易触景生情的人，期待遇见重庆江津，遇见梅见。
此访谈原载于《重庆旅游》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