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访问｜全球都在通胀，明年中国能稳住物价吗？******
文/刘文文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企，美欧等主要经济体CPI涨幅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物价水平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较其他经济体有何差别？目前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如何预防这些因素的潜在性冲击？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研究员郭丽岩，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稳物价成效显著
国是直通车：当前，全球性通胀越发严峻，尤其发达经济体通胀粘性特征愈发明显。在您看来，当前国内外物价运行水平有何不同？与国外相比，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
郭丽岩：在美欧等经济体通胀“高烧不退”的背景下，中国持续稳定物价运行的努力与成效令全球瞩目。1-1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2%，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的相对低位。
中国能够维持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在当前是十分难得的宏观经济治理绩效，这与美欧等经济体陷入高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以来，美欧等经济体的CPI连创40年来的历史新高，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美国、英国、欧元区11月份CPI仍在7.1%、10.7%、10%的高位运行。此外，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是出现了持续的恶性通胀。
国是直通车：今年以来，中国在保供稳价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
郭丽岩：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和经验，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粮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首先是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地方工作主动性。在提升本地自主保障能力的同时，促进产销衔接，强化主产区和主销区之跨区合作，共担保供稳价责任。产地采购、道路运输、终端配送各环节保通保畅。健全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耐储蔬菜等储备并充实在库，增强储备调节能力。例如，9月份以来，连续多批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同步加大投放，促进价格向合理区间回归。
其次是基础能源的保供稳价，立足国情，以煤炭为“锚”，构建保供稳价体系，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健全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压实各部门、地方和企业保供稳价责任，有力维护了能源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此外，今年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降低启动条件，扩大保障范围，1-11月份，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0亿元左右，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是直通车：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
郭丽岩：客观而言，中国在稳物价方面也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外部输入性压力。
尽管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部分品种仍在高位波动。乌克兰危机仍在发酵，国际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利率、汇率变化快，国际市场部分区域能源、粮食等供应缺口仍然较大，各种扰动因素交叠，供求基本面偏紧甚至供求错配的个别品种仍有阶段性反弹空间。此外，受不利天气影响，蔬菜等食品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
中国稳物价底气能力增强
国是直通车：考虑到上述因素，您认为如何预防这些潜在冲击，防止未来物价发生大幅波动？今年中国物价整体水平将如何？能否有效控制通胀？
郭丽岩：针对上述挑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全链条全过程防范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
就输入性因素而言，密切跟踪监测预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动向与价格走势。尤其是强化对国际油气、粮食、黑色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加强对国内外主要期货和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联动分析，从而为国内分类施策和精准调控夯实基础。
就不利天气等突发事件而言，提升预警灵敏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压实“产供储销”全链条联动责任，强化跨区调运和余缺互济，协同运用各级各类储备进行更加精准的市场化调节。
总体上看，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础坚实，今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年度CPI预期目标，展望明年，稳物价的底气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体系韧性足，市场潜力空间大，能够对冲和化解不利冲击。
其次是中国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和更高质量的支持。
特别是粮油肉蛋奶蔬果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有底气、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佰家富app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