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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家富app官网2023-01-3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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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专家谈|沈昌祥院士:构建安全可信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

  过去的十年,是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奔涌向前的十年,也是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十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工作进入快车道。新起点,新征程。回望过去,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取得哪些发展成就?立足当下,面临哪些新挑战?面向未来,将出现哪些新趋势?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中国网信》杂志融媒体中心、光明网网络安全频道、安恒信息联合推出系列专访。本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进行访谈。

  记者:请您结合自身实践,谈谈网络安全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行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沈昌祥: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国家主权领域空间,也是国际战略在网络社会领域的演进,我国的网络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为宗旨,按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战略要求,推广安全可信产品和服务,筑牢网络安全底线是历史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可喜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以下简称《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产业生态初步构建,产业结构逐步合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确立,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网络安全在技术、产业和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在复杂的网络安全博弈中略显被动:自主创新不足,以“跟随型”为主的安全产业发展思路难以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尚不健全,重点领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足,集中表现为“网络安全底数不清”“网络防御被动应急”,难以形成网络安全积极防御体系,网络安全保障措施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对抗形势等。为此,我们应以前瞻性布局占据战略制高点,形成一套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战略思维,以自主创新产业争取战略主动权,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构建世界领先、安全可信的自立自强网络安全产业生态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加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地位。在“十四五”期间努力打造安全可信的核心技术产业生态,构筑安全可信的网络安全基础,建立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治理体系,加强良性循环的经费保障,做好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工作,为国家网络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网络强国构筑坚实基础。

  记者:《网络安全法》对守护网络安全防线、构建安全可信网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也明确提出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对于“安全可信”的内涵该如何理解?

  沈昌祥:“安全可信”是网络所使用的设备应当具备的安全性能,即在设备工作的同时,内含的安全部件进行动态并行实时全方位的安全检验,确保计算过程及资源不被干扰破坏和篡改,能正确完成处理任务。这就是用主动免疫可信计算3.0技术开发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相当于人体具有免疫能力,离开封堵查杀“老三样”被动防护,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我们逐渐认识到,掌握网信核心技术是我国摆脱网络安全受制于人的根本,也是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及其数据安全的前提。保障芯片、整机、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的供应链安全可信,成为建设网络强国的保障基石。

  要实现安全可信必须自主创新、自立自强。首先要认清网络安全风险的本质。安全风险源于图灵机原理少安全理念、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少防护部件和网络信息工程无安全治理三大原始性缺失,再加上人们对IT逻辑认知的局限性,设计产品不可能穷尽所有逻辑组合,只能处理完成和计算任务有关的逻辑组合,必定存在大量逻辑不全的缺陷漏洞,从而难以应对人为利用缺陷漏洞进行攻击获取利益的恶意行为。

  为了降低安全风险,必须从逻辑正确验证、计算体系结构和计算模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创新,以解决存在的漏洞缺陷不被攻击者利用的问题,形成攻防统一的体系,这与人体健康必须有免疫系统一样。这就是中国可信计算3.0的新计算模式和架构,计算同时并行进行防护,即以物理可信根为基础,一级验证一级,通过构建可信链条,为用户提供可信存储、可信度量和可信报告等多种功能,为保证用户的数据资源和操作过程安全提供可信任的计算环境,有效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由此可见,《网络安全法》要求推广使用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是科学合理的,也是高效可行的。

  记者:在构建“安全可信”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主动免疫能力方面,我们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沈昌祥:首先要自主创新发展主动免疫可信计算3.0,为安全可信产业打造良好生态环境。

  可信计算3.0源于我国,对新型可信计算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5年2月通过鉴定,定型装备,经过长期攻关形成了自主创新的可信计算3.0技术体系。

  可信计算3.0采用运算和防御并行的双体系架构,在计算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将可信计算技术与访问控制机制结合,建立了计算环境的免疫体系,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份,禁止未授权行为,使攻击者无法利用缺陷和漏洞对系统进行非法操作,最终达到“进不去、拿不到、看不懂、改不了、瘫不成、赖不掉”的效果,对已知和未知病毒不查杀而自灭。

  其次是自立自强建立安全可信创新体系:一是可信体系架构的创新。可信计算3.0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节点由运算部件和防护部件并行的双体系架构,在保持原有应用系统不变的情况下,构建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环境,为应用提供主动免疫安全可信的保障机制,主动拦截系统操作运行要素,按预定的策略规则进行可信判定,及时发现并禁止不符合预期的行为,保证全程安全可信的运行。

  二是可信计算密码技术的创新。可信计算3.0架构根据国家《密码法》规定的算法标准发布的可信密码模块(TCM)国家标准,满足可信计算需求,并要在三个方面有重要创新:首先是构成了对称与非对称融合的密码体制,全面支持可信功能;其次,可信计算3.0架构下的可信计算密码技术以国内密码算法为基础,对称密钥算法使用SM4算法,非对称密钥算法使用SM2算法,哈希算法使用SM3算法,高效实现身份认证、加密保护和一致性校验;再是采用双证书体制,用平台证书认证系统,用加密证书保护密钥,并且将加密功能和系统认证功能分离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简化了证书管理工作,提高了系统通过隔离增强加密和认证功能的安全性。

  三是可信平台控制模块的创新。提出以可信平台控制模块(TPCM)作为可信根,并接于主机的计算部件,在可信密码模块基础之上增添对系统和外设的总线级控制机制。TPCM是系统可信的源头,它将密码机制与控制机制相结合。目前,TPCM国家标准已发布,并被发展成为插卡、主板SoC和多核CPU可信核三种模式产品,得到大量推广。

  四是可信主板的创新。可信平台主板将防护部件与计算部件并接融合,由TPCM和系统中的多个度量点(包括TPCM对Boot ROM的度量机制)组成防护部件,计算部件保持原有架构不变。信任链在“加电第一时刻”开始建立,从而提高了系统安全性。同时在主板上的多个度量点分别设置度量代理,通过这些度量代理实现硬件控制,并为可信软件层提供可信硬件度量和控制接口。

  五是可信软件基的创新。可信软件基是在TPCM支撑下,基于双系统体系结构下以原始信息系统宿主软件为保护对象,构成并行的双软件架构。可信软件基在可信计算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对上与可信管理机制对接,通过主动监控机制保护应用,对下连接TPCM和其他可信硬件资源,对系统安全机制提供可信支撑,同时与网络环境中其他可信软件基实现可信协同。可信软件基并行于宿主基础软件,在TPCM的支撑下,通过宿主操作系统代理进行主动拦截和度量保护,实现主动免疫防御的安全能力。

  六是可信网络连接的创新。针对集中控管的网络安全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元三层可信连接架构,能够有效防范内外合谋攻击。同时,这一架构在纵向上对网络访问、可信评估和可信度量分层处理,使得系统的结构清晰、控制有序。进行访问请求者、访问控制者和策略仲裁者之间的三重控制和鉴别,实现了集中控管的网络可信连接模式,提高了架构的策略规则可管性、可信性。

  记者:强化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离不开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今后在进一步打造安全可信的产业生态方面,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政策、创新制度?

  沈昌祥:要优化产业政策,打造安全可信的产业生态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力度,扶持网络安全产业和项目,加快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形成安全可信国产化推进机制,推动安全可信技术产品应用。出台相应政策为自主创新产品提供市场应用空间,促进技术产品创新、性能优化提升与产业应用协同发展。

  要以企业为主体,优化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环境。优化企业生存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更有利的国际化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通过建立产业并购基金、共享专利池等措施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持,减轻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

  要加强人才培养,建设全方位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建设,由专业机构、行业企业等梳理人才需求,同时加强用人单位与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进一步缩短人才供需差距。

  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经费监管,大幅提升国家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经费支持方式和监管模式,提升经费投入效益。通过成立专业化项目管理机构,统一受理网络安全项目申请,严格公正评审立项,整合原有网络安全项目资源,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完善现有经费监管模式,建立合理的经费申请和评审流程,同时在各环节加强审计。加强产学研用管等各方面的配合,前瞻性统筹经费支持方向,在优先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同时,充分考虑经费投入将产生的经济效益,设立“产业基金”“创新基金”等实体机构,加快技术研发市场化速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化经费支持机制。(记者 李政葳 孔繁鑫)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了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涵、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侧重点等问题,本版特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赖德胜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1.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主持人: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内大循环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目前看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国内大循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蔡昉:总体来看进展良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虽然近几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如果把估算的GDP潜在增长率与同时期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实际增长率是基本符合潜在增长率的。不仅如此,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潜在增长率衡量的是供给侧的增长能力,能否得以实现还需要社会总需求予以支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大背景下,我国能够长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得益于投资和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二者成为总需求的重要拉动力。其次,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通过观察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等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可以看出,2010年之后这些均呈现下降趋势,近两年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持续改善。

  赖德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国内循环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近两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国内大循环的渠道日益畅通,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日益增强。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加大了市场化改革的力度,继2020年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后,2022年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化了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国内市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持续增强。

  刘伟: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畅通循环,在多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国内循环的基础有了明显改善。首先是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社会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为扩大消费打下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和乡村发展潜力。这些都有助于释放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为继续扩大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企业创新创业、扩大投资提供良好环境。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并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也有助于未来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最后是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高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跃进,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加完善,在数字经济、5G通信、载人航天、新能源、高速铁路和新一代核电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我国已跃升至第12位。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居世界第2位,科技类人力资源总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为世界第一。

  2.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主持人:应当从哪些维度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赖德胜:所谓内生动力,是指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力量,比如内需的规模及其成长性,它隐藏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连接之中。可靠性则指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及其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一般来说,内生动力越强,可靠性也就越强,同时,可靠性增强了,也能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供给的质量,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超大规模而且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稳经济的定海神针,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理,如果产业链供应链有更强韧性,国内大循环有更高安全性,则能为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虽不断增强,但根基还不够稳固,还面临消费趋于收缩、供给面临冲击、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等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

  刘伟: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需求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链等方式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基于上述观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有助于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提升经济行稳致远的可靠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仅为国内循环提供需求支撑,也对外部供给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是高质量的供给能力,我国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初步具备满足更高需求水平的供给能力;三是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许多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国内循环对国际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基于这三方面优势,进一步畅通地区间、城乡间的经济循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会让国内市场对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产生更大吸引力,从而在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同时,既能保障国内循环的可靠性,也能提高国际循环的可靠性。

  主持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伟:第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能够更好满足供需均衡的要求,有利于把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我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市场主体自发性支出的意愿,以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第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这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首先要确保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我国在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迅速补齐在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和部分基础原材料等领域的短板。其次是通过积极发挥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部分产业国际领先的优势,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实现更高质量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第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一方面,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从供给侧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个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这有赖于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切实扭转部分经济主体转弱的预期,杜绝一些主要风险点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赖德胜:首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6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人,已积累起了巨量人力资本,配置好、使用好这些人力资本,使各类人才奔涌而出,有助于促进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其次,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需求,包括进一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并提高统筹层次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增进农民的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蔡昉: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所以加强需求管理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点。我认为当前应特别关注投资需求,从提高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不断提高,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地配置资金来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这意味着,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疏通要素流动渠道,营造更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除了提高投资需求,还要从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3.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还强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国际循环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刘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有效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当前,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经济在国际循环方面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一是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两头在外、低附加值的出口模式,以适应国际需求相对下降、国际贸易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二是传统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需要有所改变,否则会导致国内环境和资源负担加重,企业利润率较低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三是在进口方面需改变总量不足、结构不安全的问题;四是需加快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变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过程中,既要不断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完善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以及配套性政策,以此促进全方位各领域深化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完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双、多边经贸协议,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供给者、制定者。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国内循环为主时动力不足、倚重国际循环时安全性不够的困境,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首先,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坚持稳中求进,努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协调,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其次,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切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既可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可缓解当前依赖国际循环时出现的关键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安全问题。最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形成对有关国家“脱钩断链”的实质性约束与反制。当前应重点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放宽、优化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措施,充分利用好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的吸引力,大力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加入进程,向世界展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与积极预期。

  赖德胜: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此,应发挥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使制造业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蔡昉: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求我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一个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通过加快创新发展逐步使我国成为更多高端产品的出口国。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下降,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日益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另一个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借助规模经济优势获得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内外联动的国际循环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这一模式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的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这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优势条件。

  4.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如何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

  蔡昉: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看,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过程中,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在满足更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同时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投资需求。当前我国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不少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新的发展动能,相关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防止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防止制造业发生早熟型萎缩。需求侧管理则应着眼于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进一步扩大内需,应继续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继续改善分配结构,特别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加快实质性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速度。

  刘伟: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能走社会总需求低层次总量扩张的路径,搞大水漫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会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而是要扩大高质量的社会总需求。必须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秩序,培育内需体系,在竞争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用高质量的内需牵引出高质量的供给。应更加强调需求管理的重要性,注重有效防范和化解因需求收缩可能引发经济失速的风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赖德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为此,应着力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更加匹配,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市场主体适应需求变化、引导需求发展的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安全发展,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增强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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