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煮茶今冬最火 专家支招怎么煮才能更香更安全******
冬日午后，约上三两好友，盘腿而坐，用陶炉点上炭火，架上铁网，静静煮上一壶茶，围着摆上橘子、番薯、年糕等各类瓜果零食，入冬的仪式感瞬间拉满。
近日一股名为“围炉煮茶”的冬季养生潮流火了，惹得无数网友“打卡”：找角度拍美照发朋友圈，再精心配上文案，一口热茶下肚，整个人都暖暖的，这种既美味又极具意境的休闲方式，深受年轻人热捧。
1月11日，江城专家提醒，“围炉煮茶”虽好，可一定要注意方法，否则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
好友围炉煮茶相谈甚欢
几个小时后却晕倒在地
48岁的张先生（化姓）在外务工一年，近日回乡后，同村好友吴先生（化姓）特地买来好茶前来探望叙旧，相谈甚欢的两人在客厅一边围炉煮茶，一边烤着番薯、年糕。近3个小时后，回到家中的家人才发现，两人倒在地上，嘴角有呕吐物，呼之不应，于是赶紧呼叫救护车将他们送至长江航运总医院。
到达医院时，张先生和吴先生神志昏迷，接诊的长江航运总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孙莉高度重视，经详细询问家属，了解到意外发生时，虽客厅有开窗，但缝隙较小，现场有明显未燃尽的炭火及浓烈的炭火味。凭借高度的职业敏感，孙莉怀疑，他们可能是因不当围炉煮茶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为尽快明确诊断，孙莉建议立即为两名患者完善急诊碳氧血红蛋白、头部CT等检查，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中度）合并中毒性脑病。时间就是大脑，孙莉团队及时给予了患者急救高压氧对症治疗，经1次治疗后患者意识状态均明显好转，后续遵医嘱经过足疗程的治疗后，目前已完全康复出院。
无独有偶，上周末，24岁的张女士（化姓）和闺蜜相约在家里围炉煮茶，聊聊天，喝喝茶，红泥小火炉，气氛拉满。小姐妹们的话题怎么也聊不完，从天亮聊到了天黑，张女士突然觉得有些头晕、恶心，于是起身去卫生间，结果一到卫生间就吐了，等她吐完缓过劲来回到房间，发现好友已经昏倒在地了。她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将她们送至武汉市第六医院救治。该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胡颖接诊后判断，二人均为一氧化碳中毒，这和两人在室内长时间围炉煮茶有关。
室内围炉煮茶存隐患
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
极目新闻记者看到，在网友“晒”出“围炉煮茶”的图片中，除了郊外露营、小院聚餐等室外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如何宅家“围炉煮茶”。有的邀请好友来到家中，有的一家三口围炉而坐，煮茶的场所则是客厅、阳台甚至卧室。而在评论区的一片羡慕声中，也有网友说出疑虑：“在家烧炭不会一氧化碳中毒吗？”“我也喜欢这样的氛围，但担心室内烧炭不安全。”
毋庸置疑，炭火是围炉煮茶的核心，但使用炭火，却暗藏着不少健康隐患。1月11日，极目新闻记者采访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等江城多家医院了解到，每到寒冬季节，因在室内不当烤火取暖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数量都会明显增加，今年冬季因在室内围炉煮茶而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也显著增多。
武汉市第六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胡颖介绍，含碳的物质不完全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可以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人体内绝大部分的氧是通过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来运输的，但由于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是氧气的200多倍，所以一旦它进入血液就会迅速抢占血红蛋白。氧气失去了运输工具，机体就会缺氧，缺氧加上一氧化碳蓄积引起的机体中毒反应，随之产生一系列症状，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原理。
胡颖指出，由于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所以一氧化碳中毒一般都是悄无声息地发生。轻度中毒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短暂昏厥，血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达10%至20%；中度中毒患者，除上述症状加重外，还会出现多汗、心率加速、烦躁、嗜睡、昏迷，血中碳氧血红蛋白约在30%至40%；重度中毒患者则会陷入昏迷状态，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并发症和后遗症的概率很高，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长江航运总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孙莉表示，在室内围炉煮茶活动并不安全。因为室内空间比较狭小，特别是在门窗都关闭的情况下，由于炉火燃烧不充分导致产生的一氧化碳无法很好地排出，极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她提醒，使用炭火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让炭火充分燃烧，特别是在室内围炉煮茶时，切记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即使是使用无烟炭，也必须要开窗且开窗缝隙不可太小，保持空气流通。
选择茶饮方别盲目跟风
维C丰富水果烤制应适度
除了安全，如何喝得健康也是不少围炉煮茶爱好者关注的重点。其实“新晋顶流”围炉煮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煮茶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之一，但如今人们对煮茶有了更多需求：既要养生，又要兼顾口感，为此壶中的茶饮方则显得格外重要。
那些茶适合围炉煮茶？长江航运总医院营养科何艳副主任医师介绍，适合煮的茶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工艺到位的岩茶，因茶叶内质丰厚而适合煮茶，如野生岩茶、老枞水仙、肉桂等岩茶。岩茶蕴含丰富的矿物质元素，有机质含量高，高温煮茶时，茶汤中浸出物增加，人体能吸收更多茶叶中的营养物质；二是年份长的茶，例如老白茶、普洱茶、传统工艺制作的铁观音等。这类老茶经过时间沉淀，产生浓郁的“沉香”，内敛而饱满，令人回味；三是发酵重的茶叶，如黑茶、熟洱、老茶头、红茶等。这类发酵程度高的茶叶，滋味醇厚，适宜煮茶。特别是红茶除了清饮，加入牛奶用来煮调饮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她指出，不适合煮的茶一般有绿茶、黄茶、花茶等。因为它们喝的就是新鲜。如果用来煮，过高的水温反而会破坏鲜嫩的茶味，使咖啡碱析出过多，味道苦涩。比如花茶放入水中煮沸，会丧失其原有的色、香、味，损失大部分营养成分，因此一般建议冲泡饮用。茶饮方的选择应结合个人喜欢、茶本身的特质以及药理等诸多方面来综合选择，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随意自制，以免养生不成反而伤身。
对吃货朋友而言，现代版的“围炉煮茶”，茶并非主角，各式各样的茶点最让人心心念念，尤其是烤水果：烤柿子、烤甘蔗……拨开清香扑鼻的果皮，将温热的果肉送入口中，简直甜到心坎里。水果在加热后是否会损失很多营养，对身体造成影响？
何艳表示，冬季寒冷天气干燥，呼吸系统不适高发，围炉煮茶时确实可以配合一些烤水果，比如橘子、甘蔗等。水果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有益于健康的营养成分，都存在于果皮之上。如果在吃水果时能把果皮用火烤一烤，就可以把水果皮上有益于健康的成分，烤进果肉中。例如，鲜橘子火烤之后就有了陈皮水的效果，如果喉咙不舒服，吃完之后能起到一定的化痰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含维生素C丰富的水果尽量不要长时间烘烤，只要烤制适度，营养成分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周珊 刘望）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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