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各国侨胞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
年夜饭，准备上桌啦！(侨界关注)
2023年癸卯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热腾腾的年夜饭就要上桌啦！
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齐聚一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是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年俗。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年夜饭都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饭。熟悉的味道里，寄托的是海外侨胞对崭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更是对遥远故乡的深切思念。
今年，各国侨胞们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且随本报记者去看看吧！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到菜市场买一只现宰的整鸡，再去中国超市选购一袋上好的火腿、一把新鲜的冬笋和一包百叶结，回家将食材洗净，放进砂锅，慢慢炖上五六个小时，熬成一锅鲜香浓厚的腌笃鲜——这是每年除夕，美国侨胞卢威一家“雷打不动”的仪式感。
“喝到一碗腌笃鲜，就好像回家了。”77岁的卢威在美国洛杉矶已生活30余年，但他的“中国胃”从未改变。每年除夕，他都会和家人亲手做一桌老家上海风味的年夜饭，寄托浓浓的思乡之情。
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腌笃鲜，卢威还和家人采购了草鱼、糯米、豆沙等食材。“草鱼用来做上海熏鱼。一条草鱼剃去鱼刺，可以做8到10块熏鱼，正好够一家人吃。糯米和豆沙用来做八宝饭，这是老家过年必吃的一道甜点。我们手艺有限，就做简易版的，将蒸得软软糯糯的糯米掺上一点猪油，再和细腻的豆沙搅拌均匀，撒上一些干桂花，吃起来非常香甜。”
说到每一道菜品的烹饪过程，卢威头头是道，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这些都是我出国之后才学会的。有的是照着菜谱学的，有的是在洛杉矶的中餐厅吃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向餐厅厨师请教的。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在国外视频网站也很容易就能搜到中餐的教学视频。”卢威说，之所以如此用心地学做中餐、准备年夜饭，是因为在海外游子心中，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手艺如何，一顿充满中国味道的年夜饭，永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在海外，过年期间大家很少像国内那样，拎着礼物，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但我们一家总会去中国城逛逛花市、参与新春游行，感受过年的喜庆氛围。这么多年，我朝思暮想，就盼着能回一趟上海老家，和堂兄弟、表兄弟们一道吃顿团圆饭、过个团圆年。”卢威感慨道，早年忙于打拼，出国之后几乎再没有机会回国过年，如今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又赶上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相信藏在心底多年的这个心愿很快就能成真。
“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希腊雅典，修缮一新的“京品食尚”中餐厅内，整洁亮堂，无处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前阵子，餐厅经过整修，重新开张，没多久就赶上了春节。在老板陆翔看来，这可谓喜上加喜。
“我提前好几周就开始考虑怎么做年夜饭了！”陆翔是个爽快的“老北京”，餐厅里地道的铜锅涮肉是雅典小有名气的“网红”菜品，吸引不少华侨华人前来“解馋”，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食客慕名过来“尝鲜”。
“今年年夜饭，除了铜锅子，我还列了一长串菜单，让大家吃饱喝足，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陆翔说，前两年，因为疫情，当地华侨华人无法到餐厅聚餐，许多人只能打包年夜饭套餐回家吃。今年，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不少顾客打来电话，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到餐厅聚一聚。陆翔也很愿意张罗一番，“和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距离除夕还有两周，陆翔便敲定了年夜饭菜单，开始四处采购食材，甚至打电话找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供应商订货。北京烤鸭、广式烧鹅、夫妻肺片、油焖大虾……琳琅满目的菜单，汇聚中国多地传统名菜，俨然一桌中华美食大荟萃。“雅典华侨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城市，口味各异，我想尽量准备得齐全一些，让大家都能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陆翔说。
对“老北京”来说，一盘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馅饺子是除夕夜里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过去，一到冬天，街坊邻居早早就会在地窖里囤上大白菜。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吃上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冲出门放炮仗，别提多开心了！”小时候的过年景象，是陆翔最幸福的念想。他希望在海外延续这份美好回忆。
除夕当天，陆翔和餐厅员工会早早包好饺子。“我们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同天南海北的食客一道欢聚一堂，吃着饺子，迎接癸卯兔年！”
“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过完年，我妈妈就96岁了！今年除夕夜，我会和往年一样，给妈妈包一盘素三鲜饺子，让她尝到家里的味道。”春节前夕，日本侨胞孙莉和丈夫回到山东济南老家。这些年，母亲年事渐高，孙莉无论克服多少困难，都一定会履行一个“新春之约”——回国给妈妈做一顿年夜饭。
将韭菜、鸡蛋、木耳调成馅，再放上一点虾皮提鲜，包进饺子里，一盘清清淡淡的素三鲜饺子是孙莉家特有的年味。“小时候，吃完丰盛的年夜大餐，姥姥总会端出一盘素三鲜饺子，寓意新的一年素素净净、平平安安。妈妈常说，吃到素三鲜饺子，就是吃到了我们家的味道。”
时光如梭，童年时候的温馨画面如同一帧帧电影镜头，永久地驻留在孙莉心头。“每年大年三十，家里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蒸花卷、蒸馒头、蒸年糕、包饺子。我们年纪小，就帮着大人将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盖垫上，围成一个个圈。到了下午，就该做大菜了，炸藕盒、炸松肉、炸鱼、炖肘子肉……满屋子香味扑鼻，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长大后，离家远了，我才明白，那是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尽管常年旅居海外，但孙莉没有丢了这份代代相传的手艺。蒸花卷、包饺子、炸藕盒，她都很拿手。每年春节，她早早赶回老家，为的就是陪妈妈重温这份温暖的味道。“妈妈哪怕只是吃两三个饺子，喝上一小口饺子汤，我都觉得很幸福。”
如今，孙莉做的山东传统面食还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粉丝”。“每次我把面食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站上，都有许多日本侨胞朋友给我留言，说想学做白白胖胖的馒头、花卷。一些日本当地朋友也很感兴趣，都等着我过完年回日本教她们。”孙莉感叹，近年来，在日本也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的中国年味。每到春节临近，侨胞朋友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过年、年夜饭吃什么，“春节在每个海外侨胞心里都有无法忘却的印记。”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选购食材、制作糕点、预订舞狮表演……临近除夕，秘鲁利马富豪中餐厅老板方绮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春节前夕，富豪中餐厅精心推出了两款年夜饭套餐。“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广告，就接到很多熟客的预订电话，除夕当晚的13桌年夜饭很快被抢订一空。”方绮云笑道。
秘鲁利马华侨华人多为广东籍。为此，方绮云在定年夜饭菜单时，特意安排了广东人过年必吃的多道菜品。“‘发财好事’是许多广东人最爱的一道年夜饭菜品，食材主要包括生蚝、发菜、干贝等，寓意着新年多多赚钱、好事连连。另外，蒸鱼、白斩鸡、年糕、麻团，也都是广东人的年夜饭里不可缺少的。”
方绮云的老家在广东中山。出国30多年，因为路途遥远，她回国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记忆中的年味从未淡去。“小时候，每到过年，我最爱吃的是一道广东传统素菜——罗汉斋，将香菇、木耳、金针菇等多种菌菇、蔬菜混在一起翻炒，清香爽滑。”方绮云说，遗憾的是，部分特色食材在秘鲁买不到，因此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能在国外吃到正宗的罗汉斋。但那熟悉的味道，她始终念念不忘。
发红包、逛花市、看舞狮……说起广东老家的年俗，方绮云兴奋得滔滔不绝。今年除夕，她为顾客们准备了一个“彩蛋”。“在老家，过年最期待的就是看舞狮表演了。伴随热闹欢腾的锣鼓声，活灵活现的舞狮总能把新春气氛推到高潮。今年，我们餐厅邀请了当地华人社团在除夕夜表演舞狮，为大家助兴，舞出新年新气象。”
让方绮云惊喜的是，预订年夜饭的顾客中，除了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员工，还有不少秘鲁人。“这些年，许多秘鲁人也爱赶热闹，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这次，我专门给秘鲁顾客预留了几桌年夜饭，还包了藏着硬币的饺子。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严 瑜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