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清泉：做好中医药世界化顶层设计******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杜燕)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三年来的实践展示了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三年来，中医药建立起一道非常完善的屏障。中医药做大做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觉，更要建立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同时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建立中医药屏障守护人民健康
2020年赴武汉并担任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院长、2022年奔赴上海指导抗疫工作并协助建立中医药抗疫屏障……三年来，作为深入一线指导抗疫的中医医疗救治专家，刘清泉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属湿毒之邪，虽然病毒毒株在不断变化，但归根结底的湿毒特征没有改变。”他表示，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医药参加了各种类型的疾病救治和疫情防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三年来，中医抗疫梳理出了“三药三方”的方案。他称，中医救治手段是一套“组合拳”，不是单一的某一个方、某一个药，这套“组合拳”和西医的急救技术相互叠加发力，形成了阻击新冠病毒感染危重症的中国特色方案，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救治新冠重症、危重症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经验”。
千百年来，中医药在维护民众健康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清泉表示，三年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医药屏障的建立，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对于守护人民的健康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中医药标准推动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类科学。”刘清泉表示，中医在新冠救治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它的科学内涵。三年来，可查的、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标准的中医临床研究有30多项，纳入的患者约3万人，研究证明了中医对于轻型、中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性，“数据已经为中医医疗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的效果发声。”
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具有中国文化和哲学强大的基础，形成了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东方风格。
《伤寒论》里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诊断标准，同时也形成了“凡正气胜邪，汗出脉静身凉而病愈”标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药针对疾病的一种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指南”“共识”。进入现代社会，中医药标准化应以循证医学的依据作为基础，注重中医特色和优势，探索之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
“目前，中医药已制定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医院标准等，均为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清泉认为，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但更多是应该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因此需要有一个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推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强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建设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刘清泉认为，要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一方面需要尽快让所有医生掌握成熟的新冠治疗的中西医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民众对新冠防治知识的普及，从而实现安全、有序、科学的救治。
他谈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医从来没有离开过传染病的救治。目前，能够真正用中医指导新冠以及常见病治疗的基层医生人数较少。因此，加强基层医疗人员中医中药能力的培训至关重要，“只有把这一道屏障建立好，才能更好地助力于中医中药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
他表示，从2014年起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送中医药技术，主要是帮助一些基层培训村医，注重培训他们的专科能力的提升，比如有的村医专攻儿科，有的专攻妇科，有的专攻消化，这样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小的系统，自动形成分诊体系，尽可能覆盖民众各类就医需求。他表示，还将依托北京中医医院，继续摸索，按照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推进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培养。
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走出去”步入快车道、迈出新步伐。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开展了30个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75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31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中医药内容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
刘清泉认为，传统医药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应用的生命认知及医药技能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凝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医学智慧和精华，科学合理地利用中成药物，配合日常护理，可以让诸多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达到健康的目标。
中国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人类健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他国家是否将中医药作用治疗方法来使用，关键是其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中医的医学地位的认可。”他希望，未来中医药能更广泛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科普大讲堂、社区医院基层医生日常的诊疗等途径，把健康知识、健康理念传达给人们。
他表示，中医药要自信自立自强，更要自觉地应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走出去”必须要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完)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有力举措******
作者：江小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白京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了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前进方向和工作重点，对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把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大规模流通应用，推动大数据中心、移动基站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激发电商、社交、娱乐等数字消费提质增效，促进产业互联网、智能产业等数字生产提速放量，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其次，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能够汇聚海量信息并进行智能匹配，克服资源配置中的信息壁垒，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数据大规模流通应用，能够产生常规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新信息、新能量，有利于促进颠覆性创新，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最后，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可以被多次复制共享，这决定了数据要素在市场化应用的同时也可以大量应用于公共服务的多个场景，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普惠性、均等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产权复杂性、交易多元化、技术依赖性强等特征。“数据二十条”既把握数据同其他生产要素的共性，又把握数据要素的特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处理好数据产权和使用权的关系。数据参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所有权是绕不开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数据尤其是有价值的大数据，其产生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主体，导致确定数据产权的问题较为复杂。“数据二十条”并不回避数据要素的复杂产权问题，同时更强调使用权，提出“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要求“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总体框架上采用结构性分置，具体操作上采用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创造性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这既符合社会认知基础、数据要素特点、事物发展规律，也为今后继续探索留下足够空间。
处理好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关系。目前市场上的数据交易方式，既有数据交易所形式的场内交易，也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直接发生数据交互的场外交易。场内交易一定程度上利于监管，但需付出额外成本；场外交易虽灵活多样，却易出现违规行为。对此，“数据二十条”提出“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并在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规则体系、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为探索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场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有利于探索更优的数据交易方式。
处理好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的关系。公共数据体量巨大、价值含量高，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产业发展，都迫切需要使用公共数据。“数据二十条”对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作出规定，主基调是坚持开放共享，强调“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鼓励公共数据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以模型、核验等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对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推动按用途加大供给使用范围。也要看到，可以无条件开放的公共数据是有限的，大部分公共数据具有一定敏感性。在这方面，“数据二十条”要求“依法依规予以保密的公共数据不予开放，严格管控未依法依规公开的原始公共数据直接进入市场，保障公共数据供给使用的公共利益”。这些规定为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促进公共数据的高效利用和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还要看到，数据的大规模流通应用对数据安全相关技术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维护数据安全的技术，如隐私保护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等，为解决数据安全与数据流通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选项。“数据二十条”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相关技术创新发展，鼓励探索数据流通安全保障技术、标准、方案；支持开展数据流通相关安全技术研发和服务，促进不同场景下数据要素安全可信流通；提出以“揭榜挂帅”方式支持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加快突破数据可信流通、安全治理等关键技术。这对于实现以数据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合理使用、以数据使用促进数据安全技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