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康”后眼干？少刷手机多眨眼******
感染新冠病毒后眼睛变干了、或者眼泪哗哗流，这些都可能与感染新冠病毒后眼部的炎症反应有关，“阳康”后如何护眼？新春期间如何做好眼睛保护？
昨日下午，广州市新闻办、广州市卫健委召开新冠防治眼健康专家访谈会，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多个专科领域的专家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系列问题，并为市民提供了相关健康指引。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梁超仪、王婧、伍仞
余敏斌：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促发急性青光眼发作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青光眼科学科带头人余敏斌教授介绍，这段时期，与新冠感染相关的眼科疾病的患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具体数据仍在动态监测中。
新冠病毒攻击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比较常见。人们对于新冠病毒与眼部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眼科领域发表了4600多篇眼科和新冠病毒研究有关的文章。中山眼科中心也在进行新冠感染与眼疾的相关研究。
余敏斌介绍，根据中山眼科中心近期持续追踪的数据发现，在2022年12月中旬到2023年1月中旬这第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时期，50-60岁以上中老年人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比例比往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且以女性患者居多，“往年同期，一个月接诊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不超过30个，过去一个月内则收治了160多个该病患者。这些患者在感染阳性阶段发现的比‘阳康’阶段的多。”
对此，余敏斌提醒，虽然相关研究机理仍在进行中，但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者促发急性青光眼的发作，这方面应引起警惕。如果老年人，特别是女性，新冠感染后出现急性视力下降，单眼或双眼疼痛，尤其是夜晚出现症状，甚至有恶心呕吐等情况，应及时前往眼科就诊。
此外，春节期间也是眼科急诊接诊因烟花爆竹导致眼外伤的高峰时期。对此，余敏斌教授提醒，一旦发生爆竹炸伤，不要自行处理，稍有不慎会导致二次伤害，“有的家长对于进入眼内的烟花、爆竹碎屑尝试自己挑出来，或者用酒精面纸去擦拭消毒，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专家提醒，应第一时间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处理。如有干净的纱布或手帕，可以松松地覆盖眼睛，不要挤压，不要揉眼，对异物不要自行取出。
林浩添：“阳康”后眼睛痛？按症状分类处理
不少市民朋友阳了以后出现眼痛的现象，对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白内障科主任医师林浩添表示，感染过程中或者“阳康”后都有可能出现眼部症状，其中眼痛相对比较常见。
“总的来说，根据症状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分类处理。”林浩添介绍，引起眼痛的原因一般以结膜炎、眼表干燥居多，这些症状常常由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眼部炎症反应所致。大部分刺痛是一过性的，如果有持续刺痛、胀痛，一定要及时就诊、紧急处理，警惕青光眼、角膜严重感染等可能。
除了眼痛，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还可能出现眼部红肿、流泪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林浩添表示，相关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睛可出现红肿、流泪等症状。上述症状大多在感染期间就可能发生，也有少部分患者是“阳康”后发现，存在个体和毒株的差异性。
林浩添指出，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久、比较严重的，建议到院就诊或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对于眼睛干燥或眼表炎症等轻症，可以通过人工泪液或常用消炎药物进行缓解，但不建议自行购买，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梁凌毅：视力出现明显下降 条件允许应尽快去眼科就诊
“确实在临床上观察到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的病毒性角膜炎患者增加了，原因可能与病毒直接或间接相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助理、角膜病科主任医师梁凌毅介绍。
患者往往在感染后出现眼睛红、异物感、视力下降，一般分泌物不太多。凡是出现视力下降明显，在其他身体症状允许的情况下，应去眼科就诊，医生会做视力、裂隙灯检查、角膜染色检查，进而做出是否有病毒性角膜炎的诊断。治疗方面，可以用抗病毒的滴眼液和凝胶，如果是继发疱疹病毒感染，还可以口服抗病毒药。如果是免疫性角膜炎，可以局部抗病毒治疗联合激素治疗。
还有一部分市民感染后出现流泪的现象。梁凌毅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新冠病毒相关的泪腺炎，泪腺是分泌泪液的组织，急性炎症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流泪，同时往往伴有外上眼眶周围，也就是泪腺区的肿胀、疼痛；另一个可能是得了结膜炎、角膜炎，眼睛炎症不舒服导致的反射性泪液分泌增加，这种情况往往伴有明显的眼红、异物感、怕光、分泌物增加。
除了流泪，有一些市民表示感觉“阳康”以后眼睛出现了干涩的情况，“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得了干眼或者原来就有的干眼加重了。”梁凌毅解释，感染新冠病毒后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或者加重干眼，比如感染期间在家里频繁刷手机，看手机的时候聚精会神，眨眼减少，眼睛一直睁着，泪液蒸发过快；高热的时候泪液蒸发也会更快；身体不舒服等原因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泪液分泌；另外，口罩上方没有封好，呼气从口罩上方直接吹向眼睛表面，也会加快泪液蒸发。
对于治疗，一方面可以用人工泪液点眼，更重要的是减少过度用眼，不要整天玩手机，尽量有良好的睡眠，多喝水，还可以试试冷敷眼睛、有意识地多眨眨眼。
吴开力：春运期间没必要戴面屏“全副武装”
春节假期临近，不少人有出行的计划，有没有必要针对眼部进行特别防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临床检验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开力表示，确实看到有部分市民朋友戴面屏、戴眼罩“全副武装”。实际上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到眼部导致感染的可能性不大。综合来说，不建议旅行途中通过面屏、护目镜等专门进行眼部防护，外出时做好基本防护要求，保持一米距离、戴好口罩、勤洗手就可以了。
李涛：提高免疫力有助于降低眼部炎症反应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底外科主任医师李涛表示，新春期间应注意一些眼科急症的发生，如视网膜动脉阻塞(眼中风)、视网膜静脉阻塞、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炎等眼疾，会引起严重视力障碍。此外，我国近视人数不断增加，高度近视是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高危因素，而视网膜脱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致盲率很高。
过去一个月，门诊中发现急性黄斑区视神经视网膜病变(AMN)患者增多，与新冠感染后机体免疫状态异常有关。因此，如果市民发现近期有明显视力下降、视物模糊、遮挡感等情况，应及时就诊。
不过，李涛也指出，虽然视神经、视网膜炎症会导致视力不可逆损伤，但是它的发病率很低，“阳康”的市民不用过于担心。专家介绍，很多急性眼疾并非由病毒直接损害，而是与全身免疫力息息相关，提高个体免疫力是关键。春节期间要注意多增加营养，保证充足睡眠，个人抵抗力有保证，视网膜视神经炎症发生的概率也会下降。
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位列成年工作人群中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首位。其发生、发展、恶化与血糖控制、病程长短有关。新春聚会多，容易大吃大喝导致血糖增高，长期宅家里泡剧运动量减少、习惯性熬夜，都容易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加剧，因此要保证足够运动、充分休息。
杨晓：感染阶段不要戴美瞳和OK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控科主任医师杨晓介绍，年轻人爱戴的美瞳、青少年戴的近视防控用的OK镜，都属于接触镜。如果本身还在阳的时候，因为眼表会传播病毒，无论是美瞳还是OK镜，都不可以佩戴；如果家里还有人“阳着”、症状比较明显，也不太建议戴接触镜，因为接触镜也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环境中的病原体。
而在“阳康”过程中，由于抵抗力还比较低，如果是美瞳等非必需的接触镜，不建议太着急，“阳康”后两周、眼睛没有其他问题的，可以戴。而如果是用于近视防控的OK镜，在转阴后一周后、眼部没有症状了，医生检查后可以考虑戴了。
要注意的是，佩戴接触镜要做好手部卫生，镜片、镜盒等护理用品、操作台面都需要进行消毒，但需要注意，镜片本身不能直接使用酒精消毒，需要使用镜片专用的护理液。恢复戴镜后，要密切观察有无眼红、刺痛、流泪等症状。
“阳康”以后，多久能用阿托品散瞳验光或者治疗近视？杨晓表示，对于阿托品和一些快速散瞳药物，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会导致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或加重感染后的病症。因此在“阳康”后，可以进行散瞳验光；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治疗近视的，如果此前使用没有不良反应的，“阳康”后经过医生评估，也可以开始使用。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专家提醒，多增加户外运动，“需要提醒的是，天黑后散步作用不大，因为户外光线没有达到保护视力的要求。所以最好是可以参加学校的‘430’项目，放学后先在学校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回家后趁没天黑和小伙伴结伴在户外玩耍，才有效果。”每天户外活动一小时，不一定需要连续一个小时，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