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一周年，这场冰雪盛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 题：北京冬奥一周年，这场冰雪盛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记者 王禹
又是一年立春，又是新的开始。
一年前的今天，北京“鸟巢”中燃起的一簇微火照耀天地，在全世界的见证下，北京冬奥会——这一相约七年的冰雪盛会由此展开全新画卷。
在“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感召下，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冰雪运动员因体育和热爱而相聚于此。16天内，他们在最高水平的舞台超越自我，闪耀世界。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自启幕时雪花为梦飘落，告别时“折柳寄情”万般不舍。于“立春”日扬帆，意味在寒冷中孕育着新的生机；以北京冬奥会为桥，更让中国冰雪、中国体育孕育出新的希望之花。
一年的时光轮转，当“中国范”托起“奥运情”、“中国红”携手“冰雪白”，大众掀起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冰雪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发展驶入快车道，京张地区和主办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冰雪为媒，中华大地遍布冬奥硕果；面向米兰，中国冰雪更有底气迎接新的挑战。
再出发，中国冰雪剑指米兰
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7个大项、15个分项“全项目参赛”这一历史性突破，并以9金4银2铜15枚奖牌，创单届冬奥会最佳战绩。如此亮眼的成绩，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叹：“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总结北京冬奥周期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表示：“经过北京周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地，进入了一个崭新、良好、不断向上发展的局面。”
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冠军。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走过辉煌的北京冬奥周期，如今，2026年冬奥会的项目设置已确定，米兰冬奥会周期的备战工作也已全面开启。按照“分类施策、问题导向、科学训练、开放备赛”的原则和“收缩战线、突出重点、精兵备赛、梯次安排”的思路，各支冰雪运动队抓训练、强基础，目标明确再出发，期待在米兰取得更大突破。
2022-2023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年轻的中国队力压韩国、美国和荷兰队勇夺混合团体接力金牌。这是新奥运周期、新赛季中国冰雪项目在国际赛场赢得的第一金。
作为中国冰雪的王者之师，本赛季中国短道速滑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在国际赛场，他们克服经验不足、伤病困扰，展现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和敢打敢拼的比赛风格。面对短道队新人辈出的蓬勃朝气，倪会忠赞扬道：“相信他们，相信时间，小荷才露尖尖角。”
2023年世界极限运动会，苏翊鸣获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铜牌随着赛季的推进，中国队在国际赛场不断传来佳讯。十余天前，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亮相国际雪联赛事便收获两枚金牌，展现出依旧顶级的竞技水平；宁忠岩带领中国速度滑冰世界杯连夺两金；殷正获得国际雪车联合会推车世锦赛男子钢架雪车推车比赛金牌……
面向米兰周期，“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冰雪不断累积、聚沙成塔，按照既定方略坚定前行，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同时，目标实现一次又一次的更大突破。
掀热潮，冰雪产业势头猛
自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中国冰雪以“全项目参赛”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目标，全方位布局，全面发展。成为真正的冰雪运动大国，竞技体育是金字塔尖的明珠，发展群众体育更是基石。
冬奥会举办前夕，中国成功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宏伟目标。达成历史壮举的背后，是近年来冰雪运动在中国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冬季走向四季的真实写照。
两个月前，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哈尔滨启动。该活动计划在全国各地开展1499项冰雪活动带动1.5亿人次“赏冰乐雪”。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冰雪运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冰雪产业展现出广阔前景。
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北京分会场，两支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伍展开对抗 胡宗洋 摄“冷冰雪”成为“热运动”，北京冬奥会后的首个雪季人潮涌动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收入。民众冰雪旅游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冰雪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带动冰雪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项目加速集聚。
202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进一步释放冰雪运动消费潜力。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冰雪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3)》中预计，2022-2023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会超过3亿人次。2024-2025雪季中国冬季旅游人数更将超过5.2亿人，预计收入7200亿元人民币。
滑雪爱好者在阿勒泰雪场体验乐趣。 藏哈尔·波拉提 摄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不仅在于赛事的顺利举行，更在于给中国社会多个方面带来提升。近日，国际奥委会在发文回顾北京冬奥会时称：“健康、休闲、社会和经济领域都随着冬季运动的发展而获益，比如对那些在冬奥会赛场周边居住的人来说，赛事给他们创造了约8.1万个工作机会。”
通过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打造冰雪产业的聚集区。据统计，2022年张家口落地冰雪项目93项，投产运营54个，产值57.78亿元，预计2025年全市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真正做到借力冬奥举办的“风口”，做强后奥运经济，助力地区经济的腾飞。
立标杆，冬奥遗产再丰收
一年前，随着鸟巢中央的微火渐渐熄灭，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永远载入史册。传承冬奥遗产、放大冬奥效应，过去一年，后冬奥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典范。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曾表示，北京冬奥会在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场馆赛后利用、碳中和及水资源等可持续利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国际奥委会未来工作树立了标杆。
冬奥会闭幕后五个月，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滑冰爱好者的“打卡地”；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雪圈冲浪”吸引了众多游客，真正让昔日的钢铁厂转型成为融体育和文化于一体的场所。
1月26日正月初五，北京，民众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享受滑冰运动的乐趣，乐享新春假期。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进入雪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开放部分雪道供公众体验，滑雪爱好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冬奥“滑雪+住宿”一站式服务。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则组织了约30项活动，成为最繁忙的冬奥会场馆之一。
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赛后向社会开放，满足了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冰雪运动需求。在冬奥会场馆再利用方面，国际奥委会也称赞道：“一年来，中国人已经参观、使用、享受到了北京冬奥会场馆。”
按照计划，未来冬奥场馆还将组织开展丰富的群众性健身体验活动，服务全民健身，通过加强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申办各类高水平冰雪赛事，落地冬季运动培训基地。
2022(第二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活动在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启动。(无人机照片)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北京冬奥会举行一周年前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赛后)》发布。其中指出，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更创造和带来了丰厚的冬奥遗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开启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丝带”“雪飞天”“雪游龙”“雪如意”等冬奥场馆向公众打开大门；冬奥牵引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成功办奥和区域发展双丰收……
中国智慧，世界共享。除了有形遗产之外，北京冬奥会带来的精神、文化等“无形遗产”，不仅对中国冰雪运动起到助推作用，也势必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贡献磅礴力量。(完)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佰家富app地图 |
